2007年，我采访国内一家著名的PE投资机构，他们的投资方向不仅包括当时一些热门的领域，还有国内房地产。总裁是一位有投行背景的创业型美国海归，他说他们的地产资金已经从一线城市撤离，转去投资了像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。他给出的理由是，一线城市的涨幅太大了，不如二线城市的成长性。如今，一线城市的房价从2007年算起，又上涨了几乎三倍，就不知现在那位总裁有何想法了。

　　这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市场，一般的成熟市场和这里似乎是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。最近，万科北京区域首席执行官毛大庆在一次活动中表示，北京2015年入市的商品房，大概60%以上定价会在5-10万元，并表示“这个价，我也买不起”。作为一名龙头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，面对如今北京的普通商品房都没有能力购买了，可想这个市场的乖离率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
　　其实要让这个市场上涨，还是下跌，与政策的支持程度息息相关。2009年初，无怪乎精明之人会在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后，哪怕是借债也要大举买入房产。原因无他，钱多了自然会推高资产价格。2014年，全国房价普跌，一方面是因为过量的供应，另一方面则是史上最严厉的限购限贷政策。

　　这造就了一个奇特的现象——房地产开发商平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通过各种渠道研判和揣测政策走势。事实证明，凡是能够连续闯关成功，越做越大的开放商，除了运气，基本都是成功预测了政策方向的占卜师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让这个市场越来越被动的还有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。在北京市场上，2007年的地价在房价中的比重综合来看是23.88%，2009年到了58.2%，如今任志强说出了70%的数字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其实地价的上涨速度要远高于房价的上涨速度。

　　 2010年，北京来广营三个村的1000多户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，土地拆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那里最普遍的算法是：每家买完房和车后，最穷的也会剩下100万。如今，在一些重点城市的郊区，村民们争相在自己的房屋上加盖楼房，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。随着房价节节攀高，土地拆迁费用被越叫越高，直接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上涨。

　　除了村民们的胃口，政府也需要从土地中获利，来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偿还地方债。从目前来看，偿还地方债正成为各级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。2013年中期，这一数字是17.9万亿元，如今的债务可能要再增加30%。2014年，在一些还债压力大的城市，甚至出现了债主围堵政府办公室讨债的事情，可见形势之紧迫。在政府的各项财源中，只有卖地是得钱最高效的手段，因此多卖地和卖高价地是一种顺势的选择。

　　实际上，多年来最大的购房矛盾在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并不突出，尤其是近两年那里的供应量巨大无比，所以房价大都在可承受范围内。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一线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，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外来人口。本地人基本不会为房子过分忧虑，他们大都享受着低价房改房，每家普遍拥有2-3套住房，并且还有优先选择保障房的权利。

　　对于外地迁移人口来说，高昂的房价则难以承受。而在一些一线城市，高房价正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，那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，无限的人口涌入正在挑战日益匮乏的城市资源，用高房价来抵挡一部分外来人口，在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。

　　 2002年，一个出生在上海乡下的小子在北京管庄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，只有60平米，首付5万元，月供1200元。在此之前，他连续写了两本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书。面对如今的高房价，他曾说过一句名言，“着急买房子为了娶老婆的都是白痴。边创业、边嫖娼，甚至边手淫的人都比他们伟大。”他就是韩寒。